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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配资公司平台讲了“西北隐蔽战线”里的一位老英雄

这篇文章选了部分内容，还加了些小编的注释和小标题。

老秦、小李赢了

【前注:本文系编辑依据2019年5月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由姜斯宪主编出版的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第四辑——“思源·激流”一书中有关人员采访“西北隐蔽战线历史人物”戴中溶口述历史内容整理的原文中所节选的有关内容，并经过编辑依照节选内容的大意所拟的本文题目】

上海交大出版社出了一本叫“思源·激流”的书，主编是姜斯宪，里面配有不少图片。

"激流之源"这本书的章节导航图片

在《思源·激流》这本书里，讲了“西北隐蔽战线”里的一位老英雄，他的名字叫戴中溶，这是他的简要经历。

戴中溶（1909—2007），老家在上海嘉定。他在1934年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然后就去了甘肃天水的胡宗南部队。他在那里建起了无线电通信网络，后来还当上了长官部机要室的副主任，同时还管着电讯科和无线电训练班的事务。

1939年，我悄悄地在中共秘密组织的带领下，干起了地下工作的活儿。

1947年，他因为秘密组织被揭露而被抓了起来。

1949年，他重获自由，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1950年，他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时间在军队的通讯部门以及科技领域奉献自己的力量，还拿到了国务院给的特别津贴。他之前当过军委三局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的副厂长，也在通信部器材处做过副处长和处长。

1955年9月，他得到了中校的军阶。

从1958年开始，他先后当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的副主任，也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局和三局担任过处长，还做过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顾问，以及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的理事。

1982年12月开始享受离休待遇。

聊天时，戴中溶开心地聊起了他在交大度过的12年学习生活和那些老朋友，说了说他在胡宗南部队里的所见所闻，还有自己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分享了在秘密战线上做情报工作的那些日子，以及（3）被捕入狱、直面生死考验的经历。（4）最后，他还提到，能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科技事业，心里真是挺高兴的。

【编辑小注1:编辑按照题目内容仅仅节选此文中采访内容中与隐蔽战线内容有关联的（1）—（3）内容作为本文内容】

秘密工作领域的戴中溶的肖像照

在《思源·激流》这本书里，有张介绍戴中溶经历的照片。

正文开篇就讲到了这些内容。

那次访问戴中溶后整理发表的文章题目是：《默默传递的电波——隐形的较量》

说话人（人）：戴中荣

访问对象：陈泓

日期：2003年夏天7月21号那天。

场所：北京，戴中溶的家

编排：陈泓

编辑：漆姚敏

（一）、再想交大十二年我是个嘉定人，小时候身子骨弱得很，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里，数我最不经风。说不定是因为家里的老宅子太湿，这病怎么瞧也瞧不好。

之后，我姐在上海工作，她建议我到更远的地方——上海来学习，于是我便考上了交大附小，开始在这儿念书。

交大附小前边挨着条小河，后边连着片草地，教学楼楼上住人，楼下上课，地方特别不错。小学里会上体操课，再加上日子过得挺有规矩，我的身体就变棒了。自从进了这所小学，我就没病没灾的，医院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了。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再生过病。

我弟弟叫戴中孚，他也在交通大学念书，1932年就从机械工程学院毕业了。我呢，是1934年从电机工程学院出来的，他比我早两年。因为我上学上得晚，所以在班里算是年纪最大的。

我在交大待了12年，那时候学校规矩可多了，学习氛围特别浓。小学部分管理超严格，早晚都要点名，学生得住校，周六家长才来接回家。后来学校变成了私立的南洋模范中小学，……（待续）

首页上有正文内容的配图。

学校后来变成了私立的南洋模范中小学，……（接着）……那时候，沈同一是学校的头一任校长。小学时虽然学了外语，但数学和物理还是用中文来教的。

小学生在童子军里能露营、学打旗号，好玩的事儿特别多，小学时光过得特别开心。

先停一停，别急着往下读戴中溶口述历史的正文第二页，先瞅瞅附件1哈。

【附件1:上海交大附中小学第一任校长沈同一人物简介

沈同一校长的肖像照

沈同一，生于1889年，去世于1966年，还有个名字叫沈维桢，是崇明县排衙镇的人。他小时候就没了爸爸，家里头全靠妈妈织布赚钱过日子。沈同一小时候在药铺里帮忙，尝尽了人间的苦头。他心里头特别想上学读书，学点知识。

1907年，他借钱交了学费，进入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学手工专业，因为成绩好，还拿到了学校的补助，没多久就升入了本科班。到了1910年，他毕业了，然后在南洋公学（现在叫交通大学）的小学部教体操、手工和地理。他还当过上海童子军的总教练，甚至远赴丹麦，参加了第一届世界童子军大会。

1927年，南洋模范中学私立校董会请沈先生来当校长。沈先生办学一丝不苟，管理学校很有办法，他还定了“勤俭敬信”四个字作为学校的行为准则。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风气正、教学质量高，在上海特别有名。新中国成立后，沈先生还是南洋模范中学的校长，他为党培养人才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1951年，他成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员，并且还被挑中当了中央的候补委员。

1960年，我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民主党派的一次大型会议，会上，我和其他代表一块儿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会见。

从1953年开始，沈同一就一直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连当选了四届。沈同一对家乡的教育事情特别上心。在南洋公学附小工作后，他还回到老家，积极推动办起了免费的小学，并且顶着压力，开了专门收女生的班级。

1966年10月25日，沈同一在上海病逝，终年77岁。】

……在大学里，老师们都特别棒，给我们上物理、化学课的很多老师都去美国进修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有张廷金老师、裘维裕老师、胡敦复老师他们。

张廷金是我国无线电领域的老前辈，在电信圈子里特别有名。他上课时传授给我们的学问，不少都是他在美国深造时刚掌握的新鲜玩意儿，从火花电机讲起，一直到电子管、真空管，那时候就已经和国际水平看齐了。

先停一停，把戴中溶口述历史正文第二页的内容放一放，去瞅瞅附件2哈。

【附件2:曾任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副主任张廷金教授人物简介

张廷金老师的个人相片

张廷金，1886年到1959年间在世，人们常叫他贡九，老家在江苏无锡。他是中国最早一批因为庚子赔款而去国外读书的学生。他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拿了学士学位，然后又去哈佛大学读了硕士，他学的专业是无线电。

1915年，他回到国内，在交大当起了老师，后来还做过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的副主任、主任，还有南洋大学的代理校长和教务长代理等职位。

1942年8月，他当上了交通大学的校长，在租界里坚持办学，一直到1945年秋天才卸任。

1921年12月，也就是民国10年，他临时帮忙管了交通大学上海分校的副主任工作。到了第二年5月，他正式当上了副主任，6月又接手了主任的位置。7月份，学校名字改成了南洋大学，他就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和代理教务长，管教务管了快一年，然后就离开了学校。

1927年7月，也就是民国16年，南洋大学改了个新名字，叫第一交通大学。紧接着8月，张复就回到了他的母校，并被请去做了电机科的科长，同时还当上了教授。

1937年，也就是民国26年，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门把交大原来的土木、机械、电机这三个工程学院合并成了一个工学院，并且让张先生来当这个新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942年8月，也就是民国31年，汪伪南京政府的“教育部”把交大给管了起来，这让黎照寰校长很生气，于是他就辞职不干了。后来张先生接任了校长，但到了1945年秋天，也就是民国34年，他也辞去了这个职位。

译有《科学的工厂管理法》。】

……说到大学时候，有件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大二那年，有个教经济学的老师，讲课的时候就像是在念书，同学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在黑板上画了个老式唱片机来开玩笑。

老师回答说，这台留声机是“胜利”牌的，你们猜猜看，喇叭前面通常会放啥？咱们心里都有数嘛，“胜利”牌留声机的广告上，不就是画了只小狗在专注地听广播嘛。

【原文图片中有:1934年7月，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右三为戴中溶）照片】

顾德欢、张光斗和我，我们三个从小就是同学，一起上学，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顾德欢这家伙特别聪明，成绩总是年级第一，在我们三个里头数他最棒。他上课听得特别认真，下了课也特别活跃。

他是乒乓球队里的高手，网球也打得挺棒，一有空闲时间他就玩这些，就连月底要考试了，他还是照打网球不误。

张光斗这人，能力强，脑子灵，还特别勤奋。他一直梦想着能赶上顾德欢，可惜总是差那么一点儿。

先停一停，别急着往下翻，戴中溶口述历史的正文第二页，咱们先看看附件3再说。

【附件3:戴中溶的中小学以及大学同学既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张光斗人物简介

张光斗年轻时候的照片

张光斗（1912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21日），老家在江苏常熟，后来那个地方归张家港了。他是一位水利水电的大专家，也是个很厉害的工程教育老师，算是中国水利水电这行当里的老前辈了。他还做过清华大学的副校长，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资深院士。

1934年毕业上海交通大学获学士学位。其硕士博士毕业院校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

……上了一年多大学后，到了大二，顾德欢因为得了肺炎，不得不请假回家养身体。可他这人闲不下来，渐渐地就开始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未完待续。

看看书翻到第二页上的那张插图。

（接着上文第二页的内容继续讲）:顾德欢在大学念了一年多，到了大二那年，因为得了肺炎，只能休学回家养病。他在家闲得慌，就慢慢接触到了……（接着正文第三页的内容）:……共产主义思想。从家里回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开始到处宣传共产党的理念，还给我推荐《资本论》这些书看。从那以后，张光斗就追上他了。没多久，顾德欢因为参与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之后，他又去了燕京大学和青岛大学继续学业。虽然他的成绩依然好得让人羡慕，同学们都很佩服他，但实际上他已经不专心学习了。他不管到哪都要组织学生运动，结果又被这两所学校给开除了。我之前去探望生病的顾德欢时，了解到他家是个小地主，生活条件还不错。他参加革命，真的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忧虑。后来，他加入了浙江谭震林的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他没兴趣在杭州当官，更愿意去北京钻研技术，还当过科学院的党组成员呢。

上世纪50年代，十二年计划一出炉，中国科学院就建起了电子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和半导体研究所这些科研单位。那时候，他担任电子所的所长，专门研究波导传输。说到这，戴中溶口述历史的正文第三页内容先到这里，大家先看看附件4。

【附件4:戴中溶交大同学原中国科学院机关党组成员顾德欢人物简介

顾德欢的相片

顾德欢，也叫张瑞昌，1912年出生，1993年去世，老家在江苏青浦县的上达桥村，现在那个地方归上海管了。

1927年，他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预科班，三年之后转入了交通大学的机电工程学院。无论是在上海交大的附小、附中，还是在机电工程学院，他都和戴中溶、张光斗是同窗好友。不过，在大学期间，因为他参与了革命活动，后来便离开了上海交大。

1935年年底时，我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6年秋天，我踏进了燕京大学的大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回到了上海。在那里，我担任过上海民德难民所的二把手、党支部领头人，还是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的党员成员。

1938年冬天，他当上了中共青东工委的书记。到了1940年春天，他又被调去当中共淞沪中心县委书记。第二年春天，中心县委变成了中共京沪路路南特委，他继续担任书记，还帮忙组织浦东的部队去浙东，打下了三北抗日根据地。

1942年来到浙东后，他担任了浙东区党委的委员和秘书长，还兼着宣传部长的工作，和谭启龙、何克希一起努力，开拓并扩大了浙东的抗日根据地。到了1945年10月，根据命令，他北上转移，成为了新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里负责宣传教育的部长。

1946年5月份，他回到了上海，当上了中共上海外县工作委员会的一员，同时还兼职中共淞沪工委的头儿。

1947年，我第二次前往浙东地区，以上海局的代表身份去协助那边的工作，到了第二年年初，我就当上了中共浙东临时工委的书记。

1949年1月，他当上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的政委，对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重新建立立下了大功。

1949年2月，浙东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支游击队伍，政委是顾德欢（在左边），司令员是马青（在右边），他们一起拍了张庆祝打赢胜仗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军管会管教育的部长（但没去上任），宁波军管会的副主任，宁波地委副书记和书记，浙江省管工厂矿山的厅长，省里管财政经济的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管计划经济的委员会主任，还有省委管工业交通的部长等职务。

1952年，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6年6月，他被选为了浙江省的副省长。到了9月，他又去参加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过电子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委书记，还做过中国科学院机关的党组成员、学部办公室主任以及学院的顾问等工作。

1993年7月在北京逝世。】

……（二）、“西北王”的秘密通信站

那时候我们流行一句话，叫“靠通讯来拯救国家”，我读的是电信专业，前途挺不错的。到了毕业那会儿，学校说西部军队缺电信方面的人才，但好多人都怕去西北。我对西北倒没什么偏见，毕竟那时候正鼓励开发大西北呢，我就想去闯荡一下。

【编辑小注2:以上这些很有意思，一个小时候体弱多病的人，成年后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这点就值得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们学习。】

是张钟俊教授建议我去参军的，他说最多服役两年，我一听觉得还行，就去了，我是戴中溶。

【编辑小注3:以上这点也蛮有意思。】

先停一停，别继续读戴中溶口述历史正文第三页了，转头去看看附件5吧。

【附件5:上海交大张钟俊教授人物简介

张钟俊老师的肖像照

张钟俊，1915年9月23日到1995年12月29日是他的在世时间，老家在浙江嘉善。他是研究自动控制和电力系统的专家，也是自动化领域的行家，在中国，他是带头搞自动控制、系统工程教育和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

1935年，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研究生学位。

1938年，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科学博士的头衔。

1948年，张钟俊出版了全球第一本讲解网络综合理论的书，名叫《网络综合》。那一年，他还在中国率先开设了关于自动控制的课程，叫做《伺服装置》。

1980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怕那个胡宗南。胡宗南啊，他是蒋介石特别信任的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还是蒋介石学生里头第一个当上师长的人呢。

那时候，胡宗南被人叫做“西北的霸主”，手下兵力多得很，一个旅的兵力顶得上别人的一个师。他为啥要和大人打交道呢？他的师部驻扎在甘肃天水，一开始，部队之间靠骑兵连传递消息，师部和团部之间相隔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地方那么大，联系起来特别费劲。

【编辑小注4:以上这点是不是与胡宗南本人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出身有关，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也算是一种尊重吧？并对改变当时国民党部队的落后，提升部队高科技有所期待吗？】【原文图片中有戴中溶（交大）大学毕业照的照片】

在我到达那儿前，他那儿的队伍其实也有了无线电设备，不过规模挺小，是靠交大的一位学长陈一伯帮忙建立起来的。陈一伯比我早毕业两三年，那时候他已经不在部队里了。

所以，胡宗南一直……

第三页上有正文内容的配图。

（接着前面第三页的内容继续讲）:因此，胡宗南直接……（到了第四页的内容）:……点名想要“交大”出来的人才。

胡宗南在搞电台这方面挺慷慨，花钱方面让你全权负责。我到那儿后，把电台建设得相当完善。从团部一直到师部、军部，都覆盖了无线电台网络。

你知道上海福开森路上的诺曼底公寓吗？就在交通大学附近，那栋楼底下有个电力公司，是我大学老师张廷金开的。他是我们国家最早做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三家老板之一。他们公司主要是给海岸电台和海上船只提供设备的。

我经常去那里采购设备，还特地跑到香港去置办过。

在军营里头，大家对这通信的新玩意儿感觉挺新奇的，它不用跑到前线去，喊一嗓子信息就给送过来了。

在那儿，我工作挺顺手的，大家都很看重我，每个月能挣130元，而大多数人只能拿十几块钱。

【编辑小注5:看来当年无线电可是一个很吃香的、又高大尚、并且高科技的工作，并且“交大”的毕业生参加工作以后交往的都是在社会上有权有势又都是高精尖的人才】

【原文图片中有诺曼底公寓(位于今武康路与淮海西路交界处，现武康大楼）】

我刚加入胡宗南的部队那会儿，他只是个师长。没想到第二年他就当上了军长，后来又升为了十七军团的军团长，感觉每隔一两年就能升一级，他的官运可真是亨通啊。

那时候，我们军队的电台规模持续壮大。红军在长征路上，胡的部队前去拦截，他们在西北的大草原和高山上，紧追着红军不放。而我呢，正好在甘肃忙着培训发电报的人。

1936年，“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处理。我服务了两年后，没打招呼就直接回老家了。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在淞沪抗战那会儿，胡宗南的军队急忙赶到上海，跟日本鬼子打了起来。匆忙之间……未完待续。

翻到书的第四页，看看那里的配图信息。

接着上回说到第四页后面那点事儿，到了1937年淞沪抗战那会儿，胡宗南的部队被调到上海跟日本鬼子干仗。他们急急忙忙地……（跳到第五页的内容）:……就上战场了，打了两次，但都输了，损失惨重。蒋介石见势头不对，怕他撑不住，就赶紧让他撤回西北去了。

回到西北，胡宗南着手整理他的军队。那时候，他觉得通讯老是搞不上去，就跑来找我，硬要我跟他回去。他说要打仗、要进步，得靠我去培训无线电方面的人才，所以我就答应回去了。

【编辑小注6:这个时间正好是西安事变以后，即国共合作时期，一致对外，联合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民族独立，戴中溶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解放的紧要关头二次来到西北出自己一份力，这也是很难得的】（三）、隐蔽战线上的工作

我是个管无线电的机要处二把手，机要处里头分了三块，分别是译电、管文件机密的和无线电这块。我呢，就负责无线电，不直接碰那些电报。译电室可是个机要地方，按规定只有胡宗南和参谋长能进去，不过我是个特例，我常能溜进去，有时候还会瞅瞅那些译好的电报。

【编辑小注7:从常规重要机要部门来看，戴中溶作为胡宗南部队的机要室副主任，这就是说，要了解其胡宗南总部机要电报往来内容情形，一般情况下想回避一个作为总部电台的机要副主任戴中溶，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从电讯机要角度，一般来说是很不容易回避其不知道，除非就不会信任此人，那也就不会让其任机要室副主任。因此说明，当时胡宗南还是对戴中溶比较信任和依靠其负责这方面工作，尤其是戴中溶这样一位只是不问政治的技术高级人才，下面我们就看看戴中溶是如何讲述其在机要室是如何工作的？】

所以，我能查看到翻译好的来电和还没翻译的拨出电话，包括胡部的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所有的通话内容，一览无余。

译电房堆满了密码本，每个人分到一本，有的是大家都能用的，有的则是专人专用；译电员出发时，每个人都背个包，里面装着密码本，还有专门的人负责看守这些包。

我和译电室的人挺熟的，他们打牌时我也会凑过去瞅瞅，但我不跟他们胡闹，因为他们玩得挺大的，输赢不少。他们邀请我加入，我就说我要是输了可不给钱，他们听了也就算了。

电报翻译室设在师部最里面的院子里，我就住在它旁边。那时候，胡宗南、参谋长他们几个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胡宗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乐意跟我聊聊天。院子中央有一片空地，我们有时候会到那片空地上说话。

外面都说胡宗南不好，但我瞧着他还行，管军队挺严的，不贪士兵的饷银，也不拖欠军费。不过，后来我发现了他们暗地里走私挺猖獗，也瞧见了国民党军队里腐烂得很，赌博到处都是，妓院也跟着军队跑，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这儿没法再呆了，得走人。

【编辑小注8:编辑看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腐败是一个社会的万恶之源，一定要从腐败的源头进行根除？】

1938年年底，我妹子黄葳，也就是以前的戴中扆，跑到我这儿来了。她还在念书那会儿就成为了党员，接着就跟于光远一块儿干起了地下革命的事儿。

1937年春天，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拍了一张合照。

【说明:第一排左起陈亚伦、杨振邦、王大珩、戴中扆(黄葳)、钱三强、杨龙生、张韵芝、孙湘；

第二排左起周培源、赵忠尧、叶启孙、任之恭、吴有训、何家麟、顾柏岩。】

黄葳（以前叫戴中扆）年轻时在延安拍的照片

妹妹从清华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当老师了。后来抗战爆发，清华先搬到了长沙，紧接着又要转移到昆明。但她不想去，心里琢磨着去延安。路过西安时，她就直接来我这儿住了。那几天，我们聊了很多，结果我也动心了，想离开这儿，还想加入共产党，一块去延安呢。

黄葳抵达延安后跟那边说了我的事儿，中央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发了话，让我先别走开……未完待续

第五页正文里头有张配图哦。

（接着前面说的，翻到第五页后面）黄葳到了延安，跟上面说了我的事儿，然后中央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发了话，让我别走开……（接着看第六页）：……他们说，想往里面派人可太难了，我一听就懂了，从外面硬闯，哪能有我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啊。

关于入党的事情，上面觉得我现在的处境挺棘手的。让我先别急着加入（共产党），但强调一定要继续待在这个岗位上。

我做信息搜集，不用偷偷摸摸，需要的东西就在眼前，特别顺手。

我的活儿主要是确认或者搜集些重要信息，有些信息得经过我这儿确认一下，同时呢，还有其他人也在忙着搜集。说起来，我的工作还算轻松。我基本上不动笔写东西，真要写点什么，那也得立马烧掉。最重要的就是要听指挥，不能随便乱来。

那时候，中央派了一位老兄去西安开书店，这位老兄在当地混得风生水起，表面上看整天吃喝玩乐，跟胡宗南的情报网毫无瓜葛。他还给我配了个副官，是个小伙子，名叫王金平，说是我的同乡，在外头漂泊到西安的，但其实他是徐州那边的人。

田光（本名王金平）的相片

【编辑小注9:编辑在此要重点介绍一下，在以上文中由戴中溶口述历史所提到的，戴中溶开始着手潜伏胡宗南总部电台，利用其机要室副主任的便利身份为我党开始工作时的直接联系人和上级负责人其实就是由中共中央延安派来的，并在以后以开书店作为掩护身份的，而始终在文中没有提出此开书店的人是谁？为什么？

这个人啊，在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角色，他的过去就像是高山上的迷雾，看得人眼花缭乱，搞不清楚状况！

王石坚的相片

这个人啊，是隐蔽战线上大名鼎鼎的“北王”王石坚，他和戴中溶直接联系，王石坚在中共里可是负责“北方地下情报工作”的头号人物，与南边的潘某齐名，人称“南潘北王”。

王石坚是中共中央派到西安来掌管“北方地下情报系统”的头儿。起初，他和戴中溶直接联系。但考虑到安全因素，后来决定让王金平来当中间人，在王石坚和戴中溶之间传递信息。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下情报工作就更保险了，安全性也提升了不少。

从这事儿能瞧出来，戴中溶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里搞地下情报，那可不是随便干干的，得有头脑。上头一般不让他去搞那些小打小闹的情报，主要是让他盯着点儿，搜集些关键的、对战略有帮助的大情报。有时候，别的渠道来的情报，还得让他再核对一遍，确保情报靠谱，好给党中央做决策时当个准儿。这样一来，戴中溶就不用老去搞那些容易露馅儿的一般情报传递了，少出手，风险就低，暴露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反正啊，就是想尽办法别让戴中溶因为传点儿小情报就被发现，好让他能在敌人那儿长久地藏着，发挥作用。

下面我来大概说说王石坚的事儿：

王石坚1911年来到人世，老家在河北遵化。

1928年，王石坚成功进入了东北大学学习。

1931年，王石坚开始在北京大学攻读化学专业。

1932年，王石坚完成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习，顺利毕业。就在那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过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的党团领头人。到了1933年，王石坚因为偷偷搞革命，被国民党抓了起来，关在了苏州的军人监狱里。

1937年的时候，王石坚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跟国民党那边谈了谈，最后给放了出来。之后，他就去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继续深造。

1941年的时候，王石坚被中央社会部派到了西安，负责搞情报。他手下管着好几个重要人物，像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些，他们都成功混进了西安国民党军政的高层，专门给咱们送情报。

展示的是“西北隐蔽战线”传奇中的“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三位英雄的照片。

王石坚抵达西安后，在陈忠经的协助下，悄悄搭建了一个秘密的无线电装置，用来直接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保持联系。

之后，有了陈忠经等人的协助和筹划，王石坚接手了西安的《新秦日报》，创办了西北通讯社，并且开了一家名叫“研究书店”的店铺，用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方便进行秘密情报活动。

王石坚以前为了隐藏自己秘密工作的身份，在西安市西大街那边，陕西省地方志馆（也就是陕西省图书馆）旁边，开了一家叫“研究书店”的小店，这里是那时候店面的旧址照片。

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王石坚负责把胡宗南的所有行动都告诉中共中央。

另外，王石坚不停壮大他的情报队伍，打造了一个以西安为基点，连接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多个城市的高端情报系统，给延安送去了好多重要且多样的情报信息。

1947年9月份，国民党军统的特务在北平，靠着美国造的电台侦听车和有名的神偷段云鹏，找到了王石坚情报组在北平藏的一个秘密电台，接着就在西安悄悄抓住了王石坚。

王石坚起初被关在西安，接着被转移到南京，到了1948年底，他又被送到了台湾。

王石坚刑满释放后，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他又用回了本名赵耀斌。国民党安排他在“国防部情报局”工作，做了个专门委员，他还在那儿成了家。后来，王石坚一路升迁，做到了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的少将副主任。

1982年的时候，王石坚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

说王石坚有没有叛变，这其实是个没意义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斗争史上，要是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就是咱们说的白区，那工作主要分南北两大块。南边和北边的头儿，大家叫他们“南潘北王”。南边的是潘汉年，北边的是王石坚，他们俩就是负责这些白区地下情报工作的老大。

要是咱换个方式聊聊1947年9月那事儿，就是王石坚管的“北方地下情报网”，被国民党给盯上了那会儿，王石坚一得知消息，心里头肯定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吧？恨不得立马奔北平探个究竟，还叫王金平两口子帮忙买火车票。可奇怪的是，没过上大半天，王石坚再见王金平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火车票不坐了，反其道而行之，竟让王金平他们赶紧把情报工作的东西销毁掉，还吩咐他们留在家里，就算能跑也别跑，就等着敌人来抓。这做法，是不是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王石坚那时候已经察觉到北平的地下情报工作出岔子了，他其实有机会一走了之，可他偏偏不逃。他非但没跑，反而在西安自个儿家里大摆宴席，请了好多客人。结果，军统的人找上门来，把他给抓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一段时间后，听说王石坚手下管的那个北方情报网的成员们，刚开始都被关在了一起。至于他们被关一块儿后又干了啥，外头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有些人开始怀疑是王石坚把他们给出卖了。最主要的就是，听说王石坚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后，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白书，感觉就像是完全承认了自己背叛的事实，还下定了决心似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王石坚的情报网被军统端了，被抓的那些人个个都挺重要。不然国民党军统也不会吹嘘说，他们让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损失惨重。但话说回来，国民党军统真的就把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打击得那么厉害吗？我觉得不一定。王石坚自己主动送上门让军统抓，试想如果你是王石坚，突然之间就不跑了，直接束手就擒，那我们肯定得琢磨琢磨，王石坚在这短短时间里到底怎么想的，这背后的原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比如说，那些在秘密战线上负责搜集情报的特工，其实并不是人多力量就大。关键是他们得有特殊身份、特别岗位，处在与众不同的环境里，这样才能发挥巨大作用，搞到大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同时还能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为我们服务。就像戴中溶那样的特工，举个例子，1947年9月的时候，王石坚本来让王金平帮他买火车票去北平，但后来他却突然改变主意，故意装病等着军统来抓。他这么做，显然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来掩护像戴中溶这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或者是保护那些关系到全局的重大机密。

王石坚管的“北方秘密情报组织”是不是真的被军统的人全部抓住了？还是说其实有大鱼没现身？王石坚为啥要主动送上门让军统抓呢？按常理想想，王石坚是不是想用自己的被捕，来遮掩什么更重要的人物或者秘密？不然这事儿真说不通啊。

从北平电台被军统抓住的事儿，咱们来琢磨琢磨王石坚当时心里咋想的。王石坚带了六年头的“北方地下情报网”，北平这块地儿先露馅了，他自个儿肯定得琢磨，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儿。是外面的风吹草动给暴露了？还是家里头自个儿出了岔子？看国民党抓住的那些王石坚手下的人，如果说是军统那些监听的人碰巧撞上了，那王石坚换个班子，不跟北平那边联系了，事儿也就结了。可这回北平的事儿一闹，王石坚的情报网地震了，波及的地方广，啥样的人都卷进来了，北方地下组织算是栽了大跟头。王石坚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人才难得，但他这么豁出去，里头肯定有说道。说白了，就是还有比王石坚更金贵的人或者事儿得保着，这不用明说也知道，不然说不通啊。

瞧瞧，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规矩严明，纪律森严。要是王石坚总管的那摊子出了岔子，除非是他自己变节，不然他的组织不太可能被军统一锅端。但咱们瞅瞅王石坚因北平电台事件被军统揪出来的那些手下，其实大部分情况，军统没靠王石坚开口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王石坚能跑却不跑，明摆着在等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王石坚摆烂等着军统来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说不定是在王石坚让王金平给自己买票之后，他得到了啥消息，或者是接了谁的指令呢？

反正，王石坚故意让军统抓住，背后肯定有更关键的人或秘密得藏着掖着。就像黄继光挡子弹，给战友们开路一样，王石坚这么做，也是为了掩护更重要的人或秘密。说得玄乎点，他可能是在保护那些军统以为已经搞定的共产党情报网的重要部分。其实，这个“北方情报网”比我们想的还庞大，说不定跟南方的情报组织也有牵连，就像老鼠拖木头，大头还在后面呢。真正的地下情报组织，到现在都没露馅儿。

王石坚是不是故意让自己被军统抓住，好保护那还没被发现的另一半重要力量呢？想想王石坚这位勇敢到敢直接面对危险的战士，他会不会真的这么做？这样既能耍得敌人团团转，又能给组织打掩护。

上面只是从王石坚这个人的心理层面做的一个简单推测，给那些爱读隐蔽战线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提供点思考的空间！

总而言之，王石坚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投降叛变。要是他真的想叛变，何必在叛变前还演这么一出没意思的“不作为”戏码呢？

搞了个“装死式”背叛——说白了就是假装叛变，王石坚那时候已经暴露了，就像颗没用的棋子，但他还得冒险再混进敌人窝里当挡箭牌，好保住那些藏在敌人内部、更重要的地下情报战友。这里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可谁知道呢？还有个问题，王石坚的情报网咋就露馅了呢？是内部有人使坏，还是外面工作没做好？也就是说，是内部有叛徒，还是咱们外面的防护措施有漏洞。

还有，王石坚在戴中溶的问题上，是最大限度的保护戴中溶，也说明王石坚没有叛变的情形】

接下来，咱们继续听听戴中溶讲述他亲身经历的历史故事。要说比较出名的情报任务，可能就是那次我提供的关于胡宗南部队打算攻打延安的军事消息吧，这对保卫延安可是出了大力气，中央还专门发电报表扬了我呢。

前阶段，上海、西安的电视台都到我这儿来过，想找点精彩的故事,结果没几天就走了。我说如果真的有你们想要的险象环生的故事，我哪里会等到1947年才被捕？哪里还能在胡宗南那儿待那么多年？惊险动作多了，还不早被暴露了？胡宗南也不会保我了。【编辑小注10:以上戴中溶所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隐蔽战线历史过程，充分的说明，真正的隐蔽战线工作是没有传奇的，只有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严谨细致的做好工作，按照隐蔽战线工作规矩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做一个无名英雄，不允许在工作中疏忽暴露出一丁点蛛丝马迹，宁可先不动，也不能盲动妄为。一定要明白，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夸大其词讲述的那些隐蔽战线历史故事，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果真在实际隐蔽战线工作是他们讲述的哪样，还没有动静，早就被反动派发现，如同一句俗语，看着雷声大，其实雨点小的做法，搞地下工作，早就已经被敌人抓获，如果真像这些人讲述的那样，他们讲述的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情报还没到手哪？这样的地下工作者的小命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四）、因为电台那事儿被抓进了监狱

我被抓这事儿，问题不在我，而在北平那边。1947年9月底的时候，北平的共产党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军统给盯上了，他们顺着信号就把电台的人给抓了，还扯出了不少地下党成员。这下可好，从北平到保定，再到沈阳、西安、兰州，整个北方的共产党情报网都被搞得一团糟。就说西安吧，跟我联系的那个书店老板也被逮了，还有王金平，他也莫名其妙地被抓了。那个国民党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机要处主任王微，他是胡宗南的亲信，我俩平时关系挺不错的。

那时候，我在延安呢，王微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知不知道王金平被逮住了？我告诉他我不清楚这事儿！其实啊，王金平那个副官后来变成了整个屋子（就是胡宗南总部的那个机要室）的副官，不是光跟着我一个人。没过多久，也就一个小时吧，王微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是南京国防部三处（就是管情报的那个地方）直接动手抓的。

我当时心里琢磨：管那个地区（共产党在北方的情报网）的头儿，可真是个硬骨头，抗战时候就被敌人抓过，特别有骨气；还有那个王金……未完待续。

第六页上有正文对应的图片内容。

（接着前面第六页的内容说）我当时琢磨：那个共产党北方情报的头儿，真是个硬骨头，抗战时被抓过，可人家有骨气；还有王金……（第七页的内容从这里开始）……平，大伙儿都说他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我信得过他俩。所以，我就打算按兵不动，看看情况咋发展。没过几天，胡宗南派了架小飞机让我回西安。我心想，一下飞机准得被抓。结果呢，啥事儿没有，直接送我回家了，我还是不动声色。天一黑，胡宗南召见我，也不提抓人的事儿，光问前线咋样。眼看谈话快结束了，他还没提那茬儿。我倒先开口了，问胡先生找我到底干啥？他嘿嘿一笑，说让我去参谋长那儿。到了参谋长家，参谋长告诉我，南京那边要人。我和胡宗南都不同意，但南京那边儿不依不饶。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去了南京在西安的看守所，让他们查。胡宗南的太太还来看守所探望我呢。其实那时候，南京那边儿早把我的住处翻了个底朝天，可我没留下任何把柄，啥也没查到，就除了延安的妹妹来过。胡宗南不认为我有问题，他觉得我这人不掺和政治，跟延安的妹妹正常交往，正好说明这点！当天晚上，南京那边儿的一个处长找我谈话，说知道我有个妹妹在延安，也知道我们常来往，我都如实说了。妹妹两次来西安，两次回延安，都住我这儿。她从延安来西安生孩子，第一次挺着大肚子出门就被特务盯上了。妹妹问我咋办？我叫她赶紧住院，我还天天去看她。那是个教会医院，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护士告诉她，外面有人要抓她，但院长不让，院长说，在医院里他管，出了医院就不管了。当时特务守在医院门口，妹妹让我跟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夜里派车冲出去。我去了办事处，办事处说朱德和周恩来要回延安，要派8辆车送，我妹妹可以混在中间，我这才放了心。因为胡宗南是周恩来的学生，车队安全没问题。所以，南京那边儿问起这事儿，我也承认去过两次八路军办事处。军统拿不出我“通共”的证据，但也不放我走。年底，电台案那十七八个人都被转到南京军统看守所，各地的都转过来了，我也在其中。

我是个少将，被关在南京的羊皮巷监狱里。这儿关的都是有军人身份的，没军人身份的就被关在老虎桥那边。

我和书店老板王石坚在西安监狱里是室友，但到了南京后就走散了。接下来……未完待续。

第七页上有正文对应的图片内容。

在这个事件里，我们有五位同志不幸离世，时间是1948年10月19日，地点在雨花台，他们都是被枪决的。为啥会被枪决呢？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些东西，要么是电台，要么是写的字条。其实他们手里也没啥能证明我犯错的铁证，但说来也怪，最后我还是被判了刑。

（五）、一个关了10个人的牢房

打仗那会儿，南京局势紧张，监狱得挪到杭州去。南京那几千个囚犯里，政治犯占了不少，每天早饭前就得枪毙一批。他们连早饭都没吃上，狱卒就开门喊号，把人拉出去毙了。第二天还是这样，到后来下午也开始枪毙人了。剩下的人就被送到了杭州。最悬的是到了杭州，国民政府逃到广州后，杭州也紧张起来。杭州监狱跟南京那会儿一样，政治犯一批接一批地被枪毙，到后来连判了无期的也没放过。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自己也明白，我这10年徒刑不过是空名头，说不定哪天就被拉出去毙了，每天都跟等死似的。最后，监狱里就剩了我们这案子的10个军人。为啥呢？因为要写报告问上面怎么处理。报告打到广州，说要转到上饶集中营。可路上太乱了，回函竟然传回了南京。南京一看人押在杭州呢，再往回传信转押就耽误了。但那时候我们哪知道这些啊，天天就在那儿等死。……待续

第八页上有正文对应的图片内容。

（接着第八页的内容继续讲）但那时候咱们啥都不知道，每天都像是在数着日子等死。……（翻到第九页）……那么大一座老监狱，空荡荡的，就剩9个看守管着10个政治犯。大伙儿都觉得，我们这10个人怕是没救了。

1949年5月1日一早，饭送来了，可门都没上锁，吃完饭也不见人来收碗。我们心里直犯嘀咕，10个人一合计，决定出门瞧瞧，结果整个监狱空荡荡的！走到大门口一看，嘿，有部队！咋回事呢？昨晚倒是听到几声枪响，但也没见打仗啊。一瞅见是解放军，我们立马想投靠他们寻求保护，可他们说还得继续追击不能停。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决定先待着，等进驻的部队。到了晚上，进驻的部队正为找地儿住发愁呢，一听市民说这儿空着，高兴坏了，立马就来驻扎了。毕竟杭州监狱大得很，能住下2000人呢。

到了第二天，还是没见地下党的影子。第三天，他们终于来了。我们忍不住问，你们该不会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吧，咋现在才来照应我们！他们解释说，最近忙翻了天，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部队在这，你们肯定没事的。于是，我们找了几间老百姓的屋子安顿下来，每天还有人按时送饭，就这样又过了几日。

我在《解放日报》里瞧见了杭州市军管会建起来了，里头文教部部长是顾德欢这个名字。名单一亮出来，我瞅了一眼，哎呀，这不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嘛。我心想顾德欢这名字不常见，可又怕认错人，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让警卫员来找我，接我去见他。等嘉定那边一解放，我打算回家，他还特地给我开了张路条，另外塞了三块大洋给我路上用。

第九页上有正文对应的图片内容。

此外，我们把和戴中溶当年在秘密战线上的经历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联系人的信息，都放在后面了。

【编辑小注11:当年戴中溶在1938年年底，经已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妹妹黄葳（原名戴中扆黄葳在清华读书时已加入共产党，）到凤翔来胡宗南部队看戴中溶。戴中溶一见妹妹就说：“我在这里算是看透了，这军队不是抗日救国，而是反对共产党的。”他心中苦闷，急于把积压已久的愤懑像妹妹倾诉，他知道妹妹在清华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便直言道：“我想改名黄甦，参加共产党，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队伍！”

黄葳的相片

黄葳跟她哥哥说了，她会跟上面提这事儿。她说，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哥哥是去学校或者通过教授的关系进的胡宗南部队，不是他自己想去的。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让他有机会加入革命，所以她特别希望省委的领导能给个明确答复。

之后，黄葳跟欧阳钦书记（那时候他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讲了讲他哥哥的事儿，还有他自己想去延安的想法。欧阳钦书记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戴中溶虽然经历挺曲折，但人挺有志气，也挺正直，一直想进步。再说，他家里还有两个党员弟弟和妹妹。要是能把戴中溶发展成咱们的情报人员，利用他在胡宗南部队里的特别位置和方便条件，那对咱们秘密工作可就有大帮助了。

欧阳钦的相片

欧阳钦和黄葳夫妇，还有他们的家人，在延安时拍下的合照

欧阳钦立刻把情况告诉了中共西安情报组的头儿吴德峰。吴德峰也觉得，戴中溶在胡部地位特殊，工作条件也好，能给革命帮上大忙。所以，他向周恩来请示后，就决定让戴中溶给中共收集胡宗南部的情报。

吴德峰的肖像照

戴中溶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黄葳跑到胡宗南那里找我，跟我说延安那边知道我也了解我，但不同意我到延安加入共产党。他们说，现在胡宗南的部队把延安围得紧紧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对延安影响很大。想在胡宗南的部队，特别是机要室安插个人进去，太难了，几乎不可能。还说我现在已经在胡宗南的机要部门，位置很好，不能轻易丢掉。入党的事儿，先放一放，因为一旦入党，想法情绪都会变，再在敌人窝里干活儿还不露馅儿，太难了。”她告诉我中央的决定：“组织上让我继续留在胡宗南那里工作。”我说：“我虽然很想去延安，但还是听组织的。”

罗青长的肖像照

有次在公共场合，黄威碰巧把小张（就是罗青长同志，那时候他是吴德峰在西安情报组的人）介绍给了戴中溶，两人就这样搭上了线。从那以后，戴中溶就在罗青长同志的手底下干活了。以前戴中溶在胡部做事，心里头总不是滋味。但现在，他开开心心地执行着这项光荣的任务，觉得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做个中国人了，特别自豪。胡宗南还让戴中溶当上了三十四集团军总部机要室的副主任，他经手的机密情报更多了。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也没引起别人的怀疑。

在罗青长同志从西安回到延安之前，他安排了从延安过来的王金平同志，去给戴中溶当副手帮忙。这样一来，有了对接的人和得力助手，工作进展得更加顺畅了。